【聚焦全国两会】赵菁、王海、徐艳茹、万立代表：以高质效办案推动构建轻罪治理体系

在轻微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希望能够得到“从宽处罚”，被害人则对“充分及时赔偿”有着现实需求。在全国人大代表、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菁看来，如果能够在处罚与安抚间找到最佳效果结合点，就可以充分发挥司法定分止争、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不仅可以提升办案质效，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调研走访中，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探索轻罪治理、稳妥推进赔偿保证金提存机制办理的一起案件引起了赵菁代表的关注——姜某萍为在校大学生，在明知上游犯罪嫌疑人利用银行卡转移赃款的情况下，仍用她的银行卡为上游犯罪嫌疑人转款，非法获利2000元。经查，姜某萍的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她犯罪时系在校学生，无前科劣迹，案发后投案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自愿赔偿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损失，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量刑情节。但是因被害人居住在外省，且报案时预留的电话停机，无法取得联系。于是该院通过刑事赔偿保证金提存的方式，将赔偿款进行了公证提存。综合以上量刑情节，检察机关充分评估后，对姜某萍作出不起诉决定。

德惠市检察院除了将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作为“起诉必要性”和“逮捕必要性”的审查依据，以及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适用缓刑量刑建议的依据。

“检察机关就是在这样的办案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轻罪治理上结出了高质效办案的‘累累硕果’。”赵菁代表说，在过去一年的履职中，她切身感受到了检察机关更好更快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以高质效办案推动构建轻罪治理体系的生动实践。

这些高质效办理轻罪案件的生动实践与有益探索，是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的缩影。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指出，当前，轻罪案件大幅上升，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这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执法司法机关及社会各方面需要共同面对、回应的时代课题，也是刑事检察全面落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价值追求的“基本盘”。

作为最高检特约监督员，全国人大代表，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货车分厂电焊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王海也十分关注轻罪治理问题。“在轻罪案件的办理中，如何更好地分配司法资源，如何在依法准确把握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界限的前提下‘快’起来，是提升司法质效的关键因素。最高检提出的‘加强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轻微犯罪治理研究，探索违法与犯罪梯次衔接的治理模式’，是增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之一。”王海代表表示。

目前，全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已经相对稳定，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轻罪治理模式。“我关注到，多地检察机关在办案机制上找方法、寻突破，围绕提升工作效率，探索符合本地案件办理实际的相关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值得推广借鉴。”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四季盛宝纺织有限公司纺纱分厂细纱车间挡车工徐艳茹对检察机关以高质效办案推动构建轻罪治理体系给予高度评价。

在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过程中，检察机关还积极探索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在轻罪案件占比较大的情况下，繁案精办、简案快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把握轻罪案件的逮捕、起诉、羁押标准，有助于完善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云南省律师协会会长、云南众济律师事务所主任、民革云南省委会副主委（兼）万立建议，检察机关不仅要通过公正司法实现轻罪治理，还应做到“治罪”与“治理”并重，构建完备的轻罪治理体系，维护社会公正、促进良善司法。检察机关要不断创新理念，总结办案经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在持续推动构建轻罪治理体系上取得更新突破。此外，社区矫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罪犯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