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故事 | 北大毕业生郑桂芬：永远感党恩

　　

　　郑桂芬，生于1945年12月，她说：“我兄弟姊妹6个，我排行老四。上边有三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6个都是共产党员，我和三个哥哥都是‘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

　　永远感恩党，感恩父母

　　2021年8月10日，昆明康泰苑小区党员活动室。郑桂芬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州东光县，是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地雷战、地道战等方式与日寇展开生死斗争；解放战争期间，东光人民踊跃支前，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郑桂芬说，她很感恩父母，感谢他们在农村不重男轻女，让自己上学读书。

　　她说，自己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自学中医后，有较高的医术，医治了许多八路军、解放军伤员。他经常深更半夜四处奔走，为四里五村的群众治病。解放后，政府特意给我父亲设立了诊所。母亲心地善良，是村里出了名的好人，她经常关心帮助邻人。“我从小就肯吃苦，能吃苦。父母对我这个女儿也非常关心。虽然是在农村，父母对我上学一直是支持的。”

　　她回忆说，从上小学，到上中学都是走路。初中离家有十几公里，高中离家有50多公里，每周顶风冒雨上学是常事。虽然苦，但父母总说，不上学，没有文化知识，就不能改变贫穷，就不能改变命运。

　　有一年，东光县发过一次大水，教室里的水有半人深。学校停办了一年。后来学校再开课时，10多个女同学就只有她一个人在上学了。一步步走来，郑桂芬一直积极追求进步：上高中时，她入了团，担任过团支部书记；读高三时，她成为入党积极分子，被党支部列为了发展对象。

　　“1965年9月，我进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这在县里引起了轰动。当时，党的政策好，对农村籍学生一律实行免费读书。在北大，那年要在上万人中选拔5个学生到部队锻炼，我是5个人中唯一的女生。我还到北京延庆县农村当过农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法律系的同学都去了。至今，我还记得我在心得体会里写的话：‘在延庆和贫下中农之间朝夕相处的半年中，我破损的是鞋袜、衣服；失去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得到的是，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和一生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不管做什么工作

　　我都争取做到最好”

　　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时，每个同学都面临着同样的毕业分配去向问题。当时，郑桂芬主动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后来，她被分配到了贵州省普定县公安局。她说，当时的普定县城还没有用上自来水，电也不够县城照明用，经常分片停电。有的同事每天花钱买水吃。我对同事说，我在农村长大，我不怕吃苦。我不去买水吃，我要自己挑水吃。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热情高，干劲大。作为一个侦查员，她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同事学习，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当时，案件不多，郑桂芬还学会了骑摩托车上山下乡进行调研，和老侦查员一起调查取证。

　　“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争取做到最好。在普定县公安局工作的几年，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站。那里山好水好，那里的人们纯朴，那里的同事实诚，那是我一生中充满美好回忆的几年。”郑桂芬动情地说。

　　20多年检察教育培训生涯

　　当年，云南省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的时间不长，百废待兴；云南省检察机关检察人员文化水平、业务素质与与急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她带领全处的同志，以教育培训工作为抓手，逐步推开了全省检察机关的教育培训工作。同时，他们坚持文化学习和检察业务培训同步。通过新设立的检察官培训中心，进行了新任检察长、新进检察人员的集中培训。继而开展了大规模的学历教育；通过电大、夜大、送培、专业证书教育等形式，为大批只有高中以下学历的检察人员提升大专学历；通过检察业务知识的分类培训，提升了检察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

　　她一心扑在云南检察教育工作上，深入西双版纳、德宏、迪庆等地，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检察人员学历较低，要赴昆参加培训有很多困难。为此，她提出了把培训班办到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设想，得到了省检察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她带着处内的同志，带着培训老师，背着教材到迪庆进行面授辅导、考试；将考卷带回昆明进行评卷。后来任过州、市、县检察院的多个检察长，都是那些年检察培训到迪庆高原的受益者。

　　郑桂芬说：“第一次到迪庆，说话、走路都很困难。多次去，也就适应了。看到我们把培训班办在雪域高原，当地的检察人员很感动，州委、州政府都大力支持。迪庆州检察机关教育培训的成功实践，为全省分类培训、大规模的教育培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服务基层，服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基层的教育培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多年后，云南检察的教育培训工作进入了全国检察机关中等水平的行列，这与省检察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教育处全体同志的支持努力是分不开的。”

　　1979年底，她调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直到2006年60岁退休。她在云南省检察院工作了20多年。她先在法纪处，后在机关党委工作，再后来，她被调入教育处工作。

　　“这些小事，也是为人民服务”

　　郑桂芬说：“在岗时，我坚持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退休后，也是如此。快快乐乐、平平安过一生，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郑桂芬一直非常乐观。首先，她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每天都生活得充实、快乐、轻松。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七点吃早饭，夏天七点半、冬天八点半就到室外锻炼，锻炼后和一些老同志一起进行交流。时间一长，和不是一个单位的老年人也成为了好朋友，彼此无话不谈。“有的同志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对我倾诉，我就对症做好思想疏导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有烦恼，就出来找我们玩，一起锻炼锻炼，一起聊聊天，烦恼就会烟消云散了。’有的老年人对郑桂芬说：‘和老郑说说话，感觉心里就舒畅多了。’”

　　每天下午，她大多会在小区的退休党员活动室参加娱乐活动。她是连任三届的党支部组织委员，她每天都提着一个手提袋，里边是本支部党员的花名册和应缴党费的数额表。对于到活动室交党费的退休党员，她随时都会收缴。她说：“一个人退休后，要少给国家、单位和子女添负担。我做到了！平时很少看病，很少住院。我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传递正能量。”

　　她念念不忘感党恩。她说：“我得感谢国家，感谢党。我从一个农村孩子到大学生，到入党，到公安工作，后到任检察官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家和党的培养。退休以后，我经济上有退休金，近年来退休金年年增长；医疗上也有保障。今年组织还给我颁发了‘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让我精神倍增、很受鼓舞。新时代被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我很满足，很幸福。我每天下午基本上都在党员活动室，开开门，打扫打扫卫生，打电话让送桶装水，接待一下退休党员咨询，乐意做这些小事，这也是为人民服务。”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红土高原”，《北大毕业生郑桂芬：永远感党恩》，作者赵安金；文章有删节。